2002年底，不顾家人的反对，我执意由天津搬家到大连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两地身份的落差在房价上也有显著的体现：当时天津的期房均价已突破每平方米四千块，大连还在二千左右徘徊。这其实不合常理：且不说大连作为全国性旅游城市，有着巨大的消费潜能；即以建房成本看，层峦叠嶂的大连也远高于一马平川的天津。我风尘未落，旋即置业安家。两年后，大连的房价超过同期的天津。
新世纪头五年的中国城市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井喷式的购房运动，那是压抑了、累积了半个世纪的“居者有其屋”理想的集中承兑。我身边的同事们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段告别了高校乌托邦色彩的筒子楼或颇具后现代反讽意味的“团结户”，学界新贵们更是数年之内两迁乃至三迁其居。正是这百年一遇、再难复制的特殊机遇造就了中国房地产业甫起即兴的产业传奇。此后，支撑房地产业惯力前行的，除了城市自然的新增家庭（包括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城市人”群体）和越来越少的住房改善性需求以外，相当一部分其实是“房主不在”的投资性购房。只需到2006年以后落成的中高档住宅小区去统计一下夜晚亮灯的窗户，你就可以意识到，这种说法乃是可直观而得的常识。
然而，在更广大的城市近郊林立的建筑塔吊却有增无减，主要大中城市的房价仍在“同比”、“环比”的统计学范畴下一路飙升，媒体经济学家则不失时机地参与论证：房地产作为有限供应的一次性商品，其特殊性足以颠覆市场规律的普适性，让超额利润永久性地保留在这样一种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的产业里。
平心而论，如果这样的言论出自“在商言商”的房地产商本身那是完全可以被容忍的，中国房地产巨头们将如此多的时间成本投放到爬山、演戏和媒体辩论，只是再度确证了这种产业的粗放性质。如果这样的结论出自学院经济学的理论推演，那更是外行如我辈者无权置喙的�；蛐碚庵滞蒲莩涑庾盘嗟脑ど�，以至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纯粹的智力游戏；或许过于工整的数理模型有简化或理想化现实的嫌疑，但我相信，理论与现实的张力正是学术存在的意义。不能容忍的是那些以价值中立的“专家”面目显影在强势媒体上的“献策资本”学人。在他们的口中，更高的房价永远出现在明天。他们深谙当代经济学的心理学／广告学的属性：只要全体消费者被说服相信房地产业稳赚不赔的神话，房价就会在抢先购买的冲动下稳升不降；只要他们以权威的口吻成功地制造一种房价只能持续走高的紧张气氛，房价的居高不下就会在民众的恐慌性消费中再度成为现实。
神话一旦形成，就会产生自动兑现的魔力。俄狄浦斯之所以杀父娶母，是因为他从神谶里获知并相信这个可怕的预言。祛魅的唯一方式在于常识感的唤醒。经济学，至少是与我们生活直接相关的经济学，并不像它的学院形态那样高深莫测。在古希腊语源那里，“经济学”（Economy）指的只是“家务管理”，实为一种日常得不能更日常的常识性知识了。而常识并不可能隐身在某个神秘的角落，它就在我们身边，供我们随时观看触摸。比如，常识告诉我们，支撑今天高房价的投资性购房，终究要落实到终端消费者那里。那么，这些真正的消费者到底在哪里？每一年你身边的同事或朋友到底有多少人急需购房结婚？而且结婚一定要以购房为前提？又有多少人非要在房价比野心还高的时候由几年前购进的120平方米的小康之居搬进250平方米的豪宅？至于那些“新城市人”，至少标榜“只为富人造房”的房地产商恐怕从来就不曾把他们列入“目标消费群体”。房产当然是一次性商品，但对于绝大部分中国民众，买一套房产又何尝不是此生唯一的巨型消费行为？
在中国，基于人与资源关系的紧张，“先下手为强”的行为预期构成了经济社会史的常识。昨天的股票、期货都曾作为资本“先下手”的游戏场，成就了许多“一夜暴富”的神话。今天，则是股票、期货的常态性低迷成就了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机）性繁荣，或者说，“先下手”的领域历史性地转到了房地产市场。剩下的问题是，已经炒作了十年的房地产市场如何让资本相信它仍是一个适合“先下手”的领域？如果说今天的房地产市场就是昨天的股票市场，那么明天的房地产市场如何避免成为今天的股票市��？
最后，顺带说一下我在文首提及的搬家压力。家人不能接受我由直辖市迁居计划单列市的堕落。对于有着“直辖市情结”的许多人而言，“直辖市”是汇集了众多高级价值的文化想象，它意味着高人一等的身份，意味着接近并分享权力的荣耀，意味着处在文化等级制的顶端，甚至住在直辖市本身就是地域意义上的成功。但对于我这样一个自小在海边疯玩的、把海风的肌肤之亲和自由看得比荣誉和形而上的文化身份更重要的、文化未深、野性未泯的东夷俗子，大连的绿海红帆是我永恒的乡愁——你知道吗，蓝到极致的大海其实是绿的。
